褚时健的创业人生:74岁还在坐牢 84岁成亿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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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深圳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你最尊敬的企业家是谁?王石沉吟了一下,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不是全球巨富巴菲特、比尔.盖茨或李嘉诚,也不是房地产界的某位成功人士,而是一个老人,一个跌倒过并且跌得很惨的人。 他的名字叫褚时

有人问深圳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你最尊敬的企业家是谁?王石沉吟了一下,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不是全球巨富巴菲特、比尔.盖茨或李嘉诚,也不是房地产界的某位成功人士,而是一个老人,一个跌倒过并且跌得很惨的人。

他的名字叫褚时健。


生于1928年的褚时健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1955年27岁的褚时健担任了云南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科长。

31岁时被打成右派,带着妻子和唯一的女儿下农场参加劳动改造。

文革结束后,1979年褚时健接手玉溪卷烟厂,出任厂长。当时的玉溪卷烟厂是一家濒临倒闭的破烂小厂。那年他51岁!扛下了这份重任。

而我们现在有很多2、30岁的人已经不想工作,害怕压力、害怕承担、怕苦怕累。到40岁已经觉得这一生的奋斗结束了。

褚时健的奋斗故事51岁才刚刚开始。

经过褚时健和他的团队经过18年的努力,把当年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打造成后来亚洲最大的卷烟厂,中国的名牌企业:红塔山集团。

褚时健也成为中国烟草大王。成为了地方财政的支柱,18年的时间共为国家创税收991亿。

而就在褚时健红透全中国,走到人生巅峰时,在1999年因为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17年),那年的褚时健已经71岁。

当从一个红透半边天的国企红人,执政了18年的红塔集团的全国风云人物一下子变成阶下囚,这个人生的打击可以说是灭顶之灾。

接下来的打击对一个老人才是致命的,妻子和女儿早在三年前已经先行入狱,唯一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

这场人生的游戏是何等的残酷,一般人想到的:此时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晚年遇到这样的不幸,只能在狱中悲凉的苟延残喘度过余生了。

三年后,褚时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在狱中几次晕倒,后被保外就医。经过几个月的调理后,褚时健上了哀劳山种田,后来他承包了2400亩的荒地种橙子。那年他74岁。

王石感慨地说:我得知他保外就医后,就专程到云南山区探访他。他居然承包了2400亩山地种橙子,橙子挂果要6年!

他那时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你想像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着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6年后挂果是什么情景。

所以王石说:人生最大的震憾在哀劳山上!是穿着破圆领衫,戴着大墨镜,戴着草帽,兴致勃勃的谈论6年后橙子挂果的75岁褚时健。

6年后,他已经是81岁的高龄。

这些看起来无法跨越的困难并没有阻挡褚时健,他带着妻子进驻荒山,昔日的企业家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几年的时间,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变成果园,而且他种的冰糖脐橙在云南1公斤8块钱你都买不到,原来这些产品一采摘就运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效益惊人。因为褚时健卖的是励志橙。

王石再去探望褚时健时,他看到了一个面色黝黑但健康开朗的农民老伯伯。他向王石介绍的都是果园、气温、果苗的长势。

言谈之间,他自然地谈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2400亩的荒山如何管理?他使用了以前的方法,采用和果农互利的办法。他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他定个数,说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因为太多会影响果子的质量。

这样一来,果农一见到差点儿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从不以次充好。他制定了激励机制:一个农民只要任务完成,就能领上4000块钱,年终奖金2000多块,一个农民一年能领到一万多块钱,一户三个人,就能收入三四万块钱,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

他管理烟厂时,想到烟厂上班的人挤破头;现在管理果园,想到果园干活的人也挤破头。

这个已经85岁的老人,把跌倒当成了爬起,面对人生的波澜,他流过泪,也曾黯然神伤。

现今,经过评估,褚时健的身家又已过亿。

他的那种面对任何人生的磨难所展示出来的淡定,让他作为企业家的气质和胸怀呼之欲出。

王石说:如果我在他那个年纪遇到挫折,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而是在一个岛上,远离城市,离群独居。

王石的感慨,褚时健并没有听到。他在红塔集团时带的三个徒弟,现在已是红河烟厂、曲靖烟厂、云南中烟集团的掌门人,对他来说,他在曾经最辉煌时跌倒,但在跌倒后又一次创造神话,这就足够了。

褚时健这个最富争议的人物,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巴顿将军!

为什么褚时健做什么都成功?为什么王石五上哀牢山


褚时健是个谜,每个人都想解开。

  为什么褚时健做什么都成功,从烤酒到糖厂、烟厂?为什么年逾古稀,还能种出这么一大片橙园?为什么遭遇巨大的人生和家庭变故,还能以巨大的热情和毅力投身创业……

  每一个疑问似乎都有具体的解答,比如烤酒关键是温度,糖厂是出汁率,烟叶是肥料结构,而橙子则是完全摒弃了传统种植法,实现了橙子种植的工业化和标准化。

  但显然,大家想追问的是更深层次的为什么,关乎信念、精神、内在驱动力……

  11月17日夜,哀牢山山顶的褚橙庄园,王石带领来自工商界、学术界、艺术届的朋友们围坐夜话。

  “您作为这个世界上观察他最近的人,肯定知道他内心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什么样的信念,让他淡定地面对这样一个世界,能够坚持自己的精神做事。”

  话题是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抛给马静芬的,这位82岁的老人无论风雨始终陪伴在褚时健身旁,大家都觉得她那有一个答案。

  1激情?

  “激情。”马静芬提供了一个关键词,简单说就是“选定好一种目标,不要怕苦,不要怕累的把它做好”。

  “原来红塔集团烟厂那些会计、总会计师都不喜欢跟他坐一个车,坐飞机都是他们坐后面,他坐前面。为什么,就怕他提出问题来问他们。这点我活了82岁,没有看见过第二个。这点能说明问题吗?”




  马静芬提供了更多细节。

  “不怕苦,做事很踏实,很认真。他能上能下,上来他有本事做好,下去他不会说我什么也不搞了,没有兴趣再做事了,这个是绝对不会有的。划成右派以后人家就把他监督劳动了,到乡下他也做得很好,人家看得起他。他到低谷的时候,做得很好。到烟厂是最高峰的时候,也是什么都管,脱掉衣服就进锅炉房修。这些,用什么文章来形容他,我只能说他的激情。”

  激情哪来的?马静芬说:“他从小就这样,从小就很艰苦。他父亲死的很早,40多岁就死了,他才15岁,他妈妈1952年就走了。”马大姐说,只要有事做,都把它做好,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的事。

  2责任心?

  循着马老师的提供的线索,笔者翻看了《褚时健传》中描写的少年褚时健。其中有一节是褚时健自述:我的1943。耄耋之年的褚时健回忆起了在矣则的少年时光。在这里,似乎找到了褚时健之谜的另一个答案:责任感。

  “对于父亲的死,家里改变最大的就是我。我在故乡那个小山村无忧无虑生长了15年,到了1943年,我一下就从少年长成大人。我这一辈子关于离别、关于责任、关于生活中大事小情的认识,很多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褚时健回忆,帮着母亲当家后,责任心促使他担当很多事。褚时健15岁烤酒蒸苞谷,神奇般地半夜每隔两小时醒来。“你问我咋个醒过来的?我也不晓得啊,大概因为心里记住这件事,有责任心,想不醒都不可能。”

  3文明?

  读书渐入,王石的一个问题将笔者拉回了夜话现场。

  “褚厂长从出生到上学,到参加革命游击队,再到解放之后的干部,到打成右派,在农场当中做老厂长,文革之后又恢复来做烟厂,他就没离开过玉溪。”为什么云南玉溪能诞生这样顶尖的企业家?




  王石自己的解答之一是文明,云南独特的社会文明。云南虽然身处边陲,但在近现代是最早接触西方先进文明的,对外交流十分频繁。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介绍了云南,自军阀龙云时代开始,他们做了很多开风气之先的事情,近代民国有两任总理是云南人,民国的教育总长和很多部长也都是云南人,而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对云南影响很大。

  褚时健曾在昆明最好的学校之一龙渊中学求学,西南联大的很多大师为了糊口都曾前往授课讲学,《褚时健传》中对这一段时光的回忆堪称美妙。“他得到过中国当时最精华的人文大师的教育。很多人没有过这样的人生契机,这是他特别难得的人生底色。我觉得这是他工匠精神的一个起源。”《褚时健传》作者周桦补充了她的看法。

  拜访者中正好有一位云南人民国教育总长王九龄的后人,他认为,从明清这两代的时候,很多官员流放到云南,带来了京城的很多的文化。此外,云南和曾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接壤,滇越铁路更是从越南直通云南。

  毫无疑问,褚时健受到了云南这种独特地方文明的滋养。

  4“见过好东西”?

  《褚时健传》作者周桦花了一年时间采访写作,他对这种地方文明,或者说来自传统的滋养提供了一个更朴素的说法:“见过好东西,他从来都知道何为精致,何为好东西。”

  褚时健长大的村子叫矣则,是彝族语小小的意思,非常偏僻。但这个村子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当时法国人修建的著名滇越铁路就在他们家的屋子背后,著名的米其林火车就在上面奔驰。




  “当时一个法国人就能够井井有条地把整个车站管理好,褚时健还见到了法国人怎么带领工人维护这条铁路的。他们村里的几个伙伴在铁路上奔跑的时候,从火车上扔下来一个饼干盒子,我采访的时候,他频繁跟我提到那个饼干盒子,说那么精致,保留了很久。”周桦书中有很多褚老的故事。

  另一个故事是褚时健家的祖屋,矣则村重建时,周桦见证了老屋被拆。“当地的老屋都很简陋,几下就拆了倒了,唯独褚时健家的祖屋很难拆,拆完后能够看到那些结实梁架,还有很多木雕。”周桦看来,这是当地最好最精致的老宅子,而褚时健在这里长大。

  “褚老人生里面,他有这么一个契机,他小时候就见到了好东西,知道什么叫精致。”周桦说。

  是啊,一个从小就见过好东西的人如何能忍受拙劣、粗糙、将就。“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反封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名义割断了传统,割断了中国精英阶层、文化阶层的甚至整个社会的趣味与追求,精致是何物?美好的汉语是何物?士绅精神是何物?工匠精神又是何物?

  王石,非常惊讶又非常惊喜地,在云南这个边陲省份,在褚时健身上发现了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

  5人生习惯:怕没有事做?

  褚时健之谜,每个人都试着提出自己的答案,但褚时健自己是怎么解的呢?

  “我这个人从小养成一个习惯:怕没有事做,没有事做就无聊,生闷气。”褚时健在18日上午和大家见面时,这样回答。种橙子一开始也没那么复杂,就是两个老人全身心只做一件事,“别的出路没有,出了问题只能自己迎头解决。”

  褚时健的人生习惯还有很多。

  他对产品质量异常关注。一谈起褚橙种植技术,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原因很简单,产品不好,名气再大,消费者也不会持续购买,而且长远来看,种冰糖橙的多了,供求关系改变,拼的就是品质。




  褚时健每到一处,都大力提升员工待遇。“中国有个三农问题,关键是土地产出率不高,刨去成本后穷得狠。现在五六年前跟我干的果农,有的出去干现在年收入两三百万,甚至八九百万。不仅我们好,周边农民也要带好。”

  “少数人好,社会问题复杂,多数人好,社会才好。”褚时健说,他现在将自己种植技术等提供出来,也帮助大家开拓市场,这样社会、国家、个人都慢慢好起来。

  褚老的这些自述,周桦非常同意。在《褚时健传》前言中,周桦写到:“褚时健就是一个简单的人,他的褚橙创业和雄心无关,和传奇无关,只和他的人生习惯有关:做事,不闲着。成功,财富都是顺带的结果,面对耄耋之年又引起公众的狂热关注,他非常无奈:‘为什么不忘了我?’——褚时健一直只想做自己。”

  6另一种求解方式:如果褚橙没有成功?

  激情、责任、文明、视野、习惯……这些是褚时健之谜的答案吗?

  周桦的文字提醒了笔者,与直接回答褚时健之谜相比,如果换个思考方式,抽离掉褚橙的商业成功,这个谜又如何解?

  王石有他的答案,2003年他从珠峰下来首次拜访褚时健时,褚橙远远没有取得商业成功,而且王石对这个事是怀疑的,“这个事能成吗?”

  看到褚老蹲在地上和一个果农二十、三十地讨价还价,并且对四年后的规划侃侃而谈,王石被这个76岁的老人折服了,他随后撰写文章,向企业家群体、向社会介绍褚时健,介绍他的事业。

  王石的答案是尊严,企业家的尊严,他对褚时健的欣赏、钦佩超越成败。

  关于这个话题,《褚时健传》作者周桦和王石有不同理解。

  “其实褚老这么多年,他最缺乏的就是尊严。”周桦说,褚老无论是到新平糖厂,还是后来到玉溪烟厂,都是“没有办法,他们让你去你就必须要去,没有你自己的意愿在里面”。

  周桦认为,褚老过去一直是在体制下工作,从解放后到进入工商业领域,都是跟着体制走的,体制一直领导着他。他一直是在妥协于这个体制,他其实尽量在做一个听话的人,我们一直在强调他跟这个体制好像不断的碰撞,其实他是一个妥协的过程。“褚老这么多年,他的妥协是对我而言印象是最深刻的。”

  王石对于尊严,尤其是企业家的尊严有自己的理解。

  “实际上妥协和尊严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这个社会中有些不需要妥协,比如我觉得我在这个社会当中非常明智,声明了我不行贿。从民营的特点来讲,妥协应该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包容、非常有智慧的名词。一般说到妥协好像就是屈辱、无可奈何、与人斗其乐无穷。但我在阿拉善学到了另一种妥协。”

  在王石看来,企业家走向独立是尊严。“改革开放,我认为是人性的解放。民间逐步开放,有了工商阶层,尤其是经济位置越来越大,工商阶层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有很多提高。”褚时健经历了这一过程,并且是这一历程中的标杆性人物。“几十年,工商阶层是不是真正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作风,自己说了算,这是不是尊严?”王石反问道。

  企业家的选择亦是尊严。在人生大起大落后,褚时健依然选择用经商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他给自己终极定位是一名现代商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官商”。

  褚时健身上的工匠精神也是企业家的尊严,商人以诚信立。无论在榨糖、种烟还是种橙子,褚时健都“不怕苦,不怕累的把它做好”。而现在褚橙已经在讨论如何创造这个品牌,家族企业如何传承的问题,企业家如何自立。

  什么是企业家的尊严?

  或许是熊彼特称道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仅是他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动机来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有比多数人更强烈的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与执着,并愿意承受超出常人的压力。这种精神包括建立私人王国的雄心,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创造的欢乐。

  褚时健人生大部分时间都伴随着“成就感”三字,这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是他的精神支柱。保外就医后,他需要找到这个精神支柱,满足这种“个人实现”的心理动机。

  什么是企业家的尊严?笔者从《褚时健传》中读到一处细节,又另有感悟。

  入狱后,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前来看他,燃起了他对冰糖橙种植的兴趣。从此,在服刑散步时,他就开始用步伐计算果树之间的株距和行距,心里再算算一亩地的投入与收成。

  笔者蓦然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Andy,他在监狱里闲庭信步,仿佛那就是他家的后花园;他冒着生命危险挣来啤酒,只为了自由的感觉;他花十几年时间给州议会写信,终于建起像样的图书馆;他在办公室放《费加罗的婚礼》、给Tommy上课……

  Andy和肖申克,这是关于个人自由、个体尊严与体制以及命运相处的最好隐喻。

  当褚时健无论身处何职,不怕苦累地把任何一件事做好,当褚时健在狱中踱着步子,丈量着果树间距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有一种东西,是体制和围墙触不到也圈不住的。体制之下,仍可有尊严,仍可有心灵层面的自由,尊严是自己给自己的,不是别人给你的,也不是他人或者任何体制所能剥夺的。

  褚时健不是到了哀牢山之后才自由的,他从来都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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