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人进入武夷山，参与制作、发展乌龙茶还有另一途径。武夷茶早年往北“茶马互市”，特别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把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唯一口岸后，武夷茶均过分水关到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时为水运重要码头)，再行包装或烘焙，载船由信江达鄱阳湖转赣江南下往广州。由于明、清时福建实行过海禁，大量福建沿海农民迁往江西之铅山、上饶。
《铅山县志》载：其处(指铅山县)向为福建人迁徒移居之地，仅明、清两代福建移至此的移民新建村落达523处(注：移民单独建村而居)，占所迁入的外省人新建村落598处的87％，其中不乏闽南人。“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河口茶行多达48家”，“当时河口制茶技术较高，在全国茶叶行内都有一定地位。武夷茶的主要产品福建崇安县的制茶师，大多聘自河口。”
据1985年《上饶县地名志》载：全县35个公社、场几乎都是福建移民，其中与铅山县邻近的南部为多。迁入者多为泉、漳、汀州、泉州、永春、南安、莆田等县。有的由于搞不清原籍州、县，只标明“下四府”(注：当时福建的南部的四个府)。如与铅山县毗邻的大地公社，85个自然村，就有29个是闽南移民所建；高泉垦殖场25个自然村，就有15个全系永春移民所建。
以上移民时间大多在清康熙年间，迟的下抵清光绪末年，早的上至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这些“下府人”之移民与闽南茶商、僧人语言相通，自然优先被雇用，有的还被聘到武夷当包头、茶师。久之，一些人便在武夷山安家，所以至今武夷天心岩茶村、村民大多为闽南后裔。闽南僧人、茶商与当地山民为共同创制、发展武夷岩茶做出了贡献，这是应当肯定的。
持“乌龙茶发源于闽南”观点者，则认为闽南人先迁武夷山，后转迁铅山和上饶县。这与闽南移民始迁于明代早期，早于乌龙茶工艺形成时间、且迁到铅山县和上饶县人数及居住区域大大超过武夷山天心岩茶村人数和区域的事实。另从当今天心村民的族谱及口述，都说明“下四府人”是先迁江西上饶铅山，后再移居武夷山。
乌龙茶对茶文化的影响
乌龙茶的问世，给茶叶增添了一个新类型，系一大飞跃。由于它兼具绿茶之清芬、红茶之甘醇，备受世人赞赏。特别是在武夷山独特自然环境中生长出的茶叶制成的乌龙茶（专称武夷岩茶），更是醇厚幽远、独具岩韵，饮者青睐。并成出口贸易的重要产品。
乌龙茶的创制成功，进一步丰富了茶文化内函，茶书上的武夷岩茶诗词文赋屡见不鲜，赞声不绝。特别在品茗艺术上大有发展，所谓的功夫茶当源自于斯，并非妄言，有文佐证。清代才子袁枚丙午（1786年）游武夷山“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清悦性”。由于武夷岩茶品质优异，在武夷山为僧管山、制茶及经营武夷岩茶的“下府人”（即闽之下四府）人，便将武夷岩茶及品茶文化传至闽南。加之闽南海陆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人民生活优于闽北，因而品饮武夷岩茶便成了他们体面高雅的赏心悦事。
时告老还乡的宰相兼太子太保蔡新（漳浦人）吟有“食武夷，看金鱼”之句。清《龙溪县志》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以五月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王官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有的甚至“薪必以橄榄之核”，到了玄乎其玄地步。此等侈奢饮风，致使有的瘾君子倾家荡产。这种品茗风尚，很快传到临近的潮汕，当地士人郑重其事，增繁添序，冠以“潮汕工夫茶”雅名。
陈镜雄等《潮汕工夫茶话》有文戏茶癖“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并称茶主要来自闽省。据福建茶叶专家庄任考证：“工夫茶指最初所用茶叶多尚武夷，源自武夷传统茶名”之品饮方法。与此同时，闽南、潮汕、广州三邦竞相经营武夷岩茶。清中至民国间，武夷山麓的下梅街、星村街、赤石街先后为茶叶集散地，茶行茶庄毗邻，一片繁荣兴旺景象，有人揣测“全崇安”盛名当由此而出。武夷岩茶自此昂居中国茶叶“十哲”之位。与福建一海之隔的台湾省，虽然在清嘉庆(1796－1820)年间就移去武夷山茶苗种植繁衍。终因自然条件存在差异，无法成就武夷岩茶“岩骨花香 ”之韵。台之饮君仍然钟情岩茶。因此清《台湾通史》编者连横在其“茗谈”一文中写到：“（台人品茶）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长期以来台湾、武夷茶界往来不断。近十几年中来，更是频繁，或切磋茶事，或交流茶文化。
综上所述，武夷山创制出乌龙茶，不但是茶叶史上的一大贡献，而且对于弘扬武夷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都有产生积极作用。我们应继承武夷先民的创造精神，而且要十分珍惜武夷岩茶及武夷茶文化，让它为当今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文/黄贤庚）
本文来源：图文来自福建茶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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