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将茶叶放到火上，烤到水分完全蒸发，烤干后趁热放进纸袋，冷却研末后开始烧泡茶水，水至初沸放入盐巴，二沸时一边搅水，一边放茶末，等茶汤泛起泡沫时即可盛出饮用。”
以上这段泡茶指导，正来自于唐朝著作《茶经》的作者陆羽，自古以来，陆羽就被茶行业奉为“茶圣”，中国茶道第一人，乃至引领中国茶行业兴盛的领导人。
其实，如果我们能更全面地看待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茶行业，并不来自于一个人，一部书，乃至一类文化，而是与其他商业一样，起源于“枯燥”的供需关系、政府规划与税收。
今天这篇文章，陆离就来聊聊一个可能有些敏感的话题：唐朝著作《茶经》的作者陆羽对茶行业的真正贡献，以及中国古代茶产业的兴起与繁盛。
客观看待陆羽的贡献与不足
要客观看待一位历史人物的贡献，首先要清楚他所在的时代背景，陆羽生于733年，卒于804年，正是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兴盛时期。
《封氏闻见记》记载：“ 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的之我之甚，穷日竞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道出了唐代饮茶“穷日竟夜”的兴盛情景。
唐代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催生了非常多的杰出文学家和诗人，而社会饮茶风俗的流行，茶行业的兴盛，又促进了很多茶文化典籍的诞生。
公元780年，自小得龙盖寺(今西塔寺)住持智积禅师收养，在饮茶习俗浓厚的寺庙长大的陆羽，创制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构筑了一个气度恢弘、无体不备的茶文化体系。
陆羽这部《茶经》里，有手法精湛的茶艺，相对科学的概括，异常丰富的理论思维，其最大成就和贡献，大致可以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陆羽创造型地提出了“天然煎烹法”。首次明确把茶叶从“瀹蔬式杂煮”中分离出来，使茶从“汤菜类杂食”向单一饮品发展。
此前，茶集生食，熟吃，药用等功能于一身，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等，主流的饮用方法是把茶与各种调料一起煮饮，即张揖《广雅》记载的“荆， 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来膏出之。欲煮艺饮，先炙令赤色，捣未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髦之....
而陆羽对这些饮茶方式提出了明确的反对，认为这样做使茶汤变成了沟渠间的废水。他主张先要烤茶，待冷却后研成细末备用，要喝时先将水烧到初沸，放入适量盐调味，再沸时一边搅动一边倒烤好的茶末。
陆羽也对茶具提出了改进方案，认为煮茶的燃料最好用木炭，其次用硬柴，以保证火力稳定；煮茶用水则追求活水，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
陆羽认为自己这套“天然煎烹法”，茶汤“香如兰芷，滋味甘芳”，饮后“润肌涤虑、洗尽尘心”，虽然带有一些时代局限性和部分谬误，不过相比与“瀹蔬式杂煮”，依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其次，《茶经》首次系统性总结了此前近千年的茶叶产地历史和生产加工状态，完善了茶类的加工，储存和品饮，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尤其是在饼茶上，陆羽认为当时的饼茶品质层次不齐，工艺上不够尽善尽美，造型粗疏简陋，并提出了详细的改进方法，即以“畏其流膏”(不损失茶汁)为核心的采、造、穿、贮等系统性理论，此后被沿用了数百年。
最后，《茶经》大力倡导廉俭茶道，规范并指导了中国千年茶事和茶文化发展，并直接影响了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茶文化发展。
总之，《茶经》一书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受限于时代的发展，其中也有个别谬误，并不值得照盘全搬，客观看待陆羽的功绩与功效，才是对茶圣最大的尊重。
与许多伟大作品的境遇相似，《茶经》问世后，并没有立刻产生巨大的反响，对当时的茶产业贡献更是平平，推动“ 茶兴于唐”的，其实“另有其人”。
从嗜酒如命到人人饮茶
“ 茶兴于唐”，首先取决于时代发展。自汉朝至唐的800多年中，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末农民起义的长期动乱，民不聊生，社会凋敝。
改朝换代之初，唐王朝农业采取均田、减赋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隋代开凿的运河，更是大大促进了南北交流，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迅速发展。
白居易《琵琶行》里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封演《封氏闻见记》的“其茶至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都反映了当时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 茶兴于唐”，其次是因为唐朝禁酒和世风转变的影响，自魏晋以后，酒作为一种成瘾性的饮品，一直备受不同阶层的喜爱，并被视为“文人雅事”。
比如“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曹操，“竹林七贤” 中终日醉酒的阮籍、嵇康等人，世风沿袭至唐朝，李白自称“酒中仙”；杜甫更是“嗜酒终身”...
然而，古代农业并不发达，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而酒的酿造又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饮酒的人越多，消耗的粮食也就越多，农业兴盛，才有富余的粮食用以制酒。
初唐的农业虽然得到很大发展，但土地要养活的人也更多了，自贞观元年(627年)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的一百多年间， 人口更是成倍增长，给农业带来很大的压力。
安史之乱期间，战祸重起，农民破产逃亡的很多，粮食锐减，饥荒连年。此时国家再不出台政策对饮酒加以限制，就真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
由此，在乾元元年(758年) ，唐肃宗宣布“廪食方屈(屈:表示用尽)”，规定在京城长安，除朝廷祭祀燕食外，任何人不得饮酒；广德二年(764年)，唐代宗又严格限制了全国各州的卖酒户数，除此以外，一律不准卖酒。
严格的限制，粮食的短缺，也让酒的价格不断飙升，嗜酒的杜甫就曾无奈地表示：“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禁酒的规定与昂贵的酒价，共同促进了世风的转化，不少爱好饮酒的人，开始寻找新的饮品，此时，同样有着悠久饮品历史和群众基础的茶就成为了新的国饮。
茶税与官民的产业推动
“ 茶兴于唐”，背后是茶叶深厚的群众基础，自三国时期，部分南方地区就出现了“坐客竞下饮”、“比屋皆饮之”的尚茶之风；四川蜀地的饮茶习俗，更是如张载《登成都白苑楼》诗里描述的“芳香冠六清， 溢味播九区。人生带安乐，兹土聊可娱”。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很多文人士大夫都喜欢用茶待酒，客来敬茶，以此标榜“养廉、雅志、 修身”的美德，被粉饰为著名的“魏晋风度”。
如《晋中兴书》中任吴兴太守的陆纳招待卫将军谢安时，“所设唯茶果而已”，再如《晋书》上说，东晋权臣“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燕饮，惟下七觉，伴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