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南方的饮茶习俗，也借助隋代开凿的运河向中国北方推进，使一开始讥讽嘲弄，视茶为“水厄”，“酪奴”的王公贵族逐渐接受并喜欢上了茶叶，南北茶业交流兴盛。
“ 茶兴于唐”，离不开朝廷的茶税政策与茶商的努力，安史之乱后，唐朝失去了山东、河北的盐税，为维持经济体系运转，只能更加依赖江淮的财富。
唐朝开元年间，朝廷开始收盐税，后来发现茶和盐是同样的道理，茶的运输也离不开可从扬州到九江间上下往来的大船，水路设卡方便，于是又想收茶税，茶叶半官营后，朝廷还可以向茶商出售昂贵的专卖券。
不过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收税这件事需要先有一个已经能正常运转，日进斗金的行业，然后在通要道设卡收税，才不会被看做苛捐杂税，引发民怨。
而此时茶行业虽有一定发展，但还不算繁荣，政府需要先对茶行业早期开发，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府先“三通一平”，才有商人愿意入驻投资。
后世的陈师道还曾在《茶经序》探讨过这个现象：“ 夫茶之著书自羽始，上自宫省，下治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
陈师道认为茶行业兴起后，朝廷有税收了，山里的茶农脱贫了，有远见的茶商也发财了，这个多赢的局面，全都仰仗了陆羽的智慧。但“山泽成市，商贾起家”，绝非一部《茶经》能办到的，这背后离不开朝廷的“产业推动政策”。
“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茶行业始兴后，朝廷打通了从偏远茶山到各地茶肆的障碍，茶商负责精细化买卖，茶行业由此迅速发展，这才是最真实的茶行业早期发展史。
而茶行业的不断发展的茶行业，日益增长的茶税，使茶逐渐成为中国封建君主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也带来了“税天下茶”的局面。
此后为进一步收取茶税，唐代探索了植茶制度，将很多民间茶园作价收归官办，实行了茶叶专卖制，种茶逐渐成了“我为非我思，我事非我愿”的劳苦行业，终于激起民商共怨，成为“甘露事变”的导火索。
在这场动荡中，唐朝宰相王涯的全家都被诛杀，而王涯的好友，《七碗茶歌》的作者，有“茶亚圣” 之称的卢仝也受牵连，死于王涯家中，令人无比惋惜。
于此同时，此时的云南也是战火连天的局面，在唐王朝的扶持下，今巍山县一带的“蒙舍诏”皮罗阁攻打五诏，统一洱海，吞并滇东，割据云南，建立南诏国。
南诏国在今景东县一带设立银生府，在今之普洱设“步日睑””，属银生府节制。此后，樊绰出使南诏，他所著的《蛮书》卷七记载“茶出银生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合烹而饮“。
此后，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普洱茶首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来源： 陆离茶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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