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传统商品的形成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演变过程，其中包括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其品质、工艺、名称、外观等等的多元化变革。所以，普洱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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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云南#普洱茶#而言，其种植历史源于古，可考的较详细的早期文字记录，见于唐代樊绰于咸通三年左右（公元862年）所著《蛮书》:“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这段简短的文字，既明确记载了当时云南茶叶主产地“银生城界诸山”，又记述了创造姜饮方式的“蒙舍蛮”，表明这些地区在唐朝已驯化、利用并开发茶叶。而且指出了当时的采制工艺是“散收，无采造法”，结合中国茶叶最初的采制方式来看，可以理解为：采无定时，日光生晒而成。
关于银生节度地域之所在，今存辑本《蛮书》有所混淆，记录了同时并存的“银生”和“开南”两个节度的管辖范围，故现多种出版物中以银生和开南同称“银生节度”，这是不符合地理实情的。
在樊绰著书时，南诏有七节度，而非后说六节度，银生节度驻“银生城”（今景洪县），所辖茫乃道（今西双版纳地区）、诸山（后世所说“六大茶山”区域）。今普洱县在当时属位于银生节度之北的开南节度，称“步日赕”；同属开南节度的奉逸城和利润城是今普洱磨黑、石膏井一带；思茅当时称“思么部”，属开南节度。南开节度至后期或废，故至宋代收集唐朝末年有关南诏资料编写《新唐书·南蛮传》时，只称六节度，不复记载开南节度。
《蛮书》写于咸通三年前后，当时南诏出兵攻打唐朝安南都护府，而作者樊绰为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亲身参与了当时的战争。为了对付南诏的军事进攻，乃作《蛮书》，其写作目的是为了便于唐朝政权对南诏采取措施时参考，故一切记述均围绕军事作战为目的，而非一部风物志。
所以，对于记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应当理解为自古以来西双版纳地区就是云南著名的产茶区，清代西双版纳有名的六大茶山，正是南诏时期的“银生城界诸山”，在银生节度的辖境范围内。而《蛮书》卷六银生节度辖境内的“朴子蛮”，正是西双版纳布朗族的祖先，而这里的“茶”是泛指“南诏境内之茶”。
从当时居住在洱海地区（一说巍山）的“蒙舍蛮”既然能饮用到原产生银生城的茶，可推想茶在当时已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并作为商品形成一定市场。但何以要说《蛮书》中所指的茶就是后来的普洱茶呢？
光绪《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货志》所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代。”据此可知，云南银生府所产之茶在唐代时就已行销西藏，但尚无精制加工之法，是后来“普茶”的初期形态。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派军戍边，并让中原、江南大批民户到边地屯垦，分军屯、民屯、商屯三种，随大批外来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
明万历年未年，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在《滇略》记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这是“普茶”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从“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这短短八个字中，可以得知在明万历年间,“普茶”作为一种商品，已广为流通，并被当时云南各阶层所普遍接受，已经是一种畅销商品。
“蒸而成团”四字则指出了当时普洱的加工形式有所改进，已由唐朝时期的“散收，无采制法”演变成了将鲜叶蒸揉后制为团茶形式，但制茶技术有缺陷，被当时中原人士认为是“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差胜饮水耳”。
其后，方以智于明朝未年撰稿的《物理小识》（公元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此处已明确提出“普洱茶”之名，并指出普洱茶在当时已远销“西番”，制法为“蒸之成团”，而此时距清朝设普洱府尚有百年。
据《普洱建置历史沿革》记载：“古普洱地方至元朝未独立设府也无'普洱’地名。到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起用'普耳’为名。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1620年）改称'普洱’。”；
又据明·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公元1574年)卷十六“贡象道路”载:“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源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为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而乾隆年间赵学敏所撰《本草纲目拾遗》（公元1765年）亦载：“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
至此可知，“普洱茶”得名之初是以地得名，其名随地名更替，当时的普洱茶应是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驻今景洪县景洪，辖地较今西双版纳略阔）辖地普洱（今普洱县）所产之茶。
且由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派遣一头目加以管理，远销西蕃等地，制法参考了中原传入的较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已有所改进，但技术有待提高。
明太祖朱元璋历行“茶马政策”，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下诏“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炒青绿茶的发展。但云南地处边陲，未经中原统治，并未受其影响。
至明末清初，西南各省屡遭兵燹战乱，清人挥兵南下平定三藩之乱后，重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农业生产，又一次带来中原先进的制（炒）茶技术。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云南各地先后收归清政府统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指派的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于宁洱，列普洱茶为贡茶，献于皇室，使普洱茶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清人倪蜕于《滇云历年志》（卷二）（公元1737年）记载：“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
在雍正七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庭，于思茅厅选址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朱绣任通判之职，亲自掌管总茶店，对普洱茶实行专卖制，六大茶山所产之茶，茶农采制后需全数运交位于思茅的总茶店，待选办贡茶入贡后方分由民间贩卖。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渝》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的文字，可知当时的普洱茶，虽产于六大茶山，但是集中于思茅集散，贡茶采办亦在思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