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来，普洱茶进入一个历史的极盛期，清·阮福《普洱茶记》（公元1825年)谓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这一时期，也是普洱茶花色品种与制作工艺高速发展的时期。清·张泓《滇南新语》（公元1755年)载：“滇茶有数种：生性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虐。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差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热疾。”。
张泓记述的“云南茶”，不仅有产于六大茶山的普洱茶，还有邻近地区产的木邦茶，木邦茶粗老滋味涩，也做成团茶形式，不法商人用来冒充普洱茶，欺骗外来客商。
而真正的普洱茶分为嫩度极高的毛尖散茶（嫩芽制的二两、四两重的团形芽茶）和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团的女儿茶。这三种普洱茶制品，加上产于禄丰山采刚荫发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绿茶的“蕊珠茶”，都是用来进献朝庭的贡茶。而其它较粗老一些的茶叶，则分散于市面销售。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式奇特的茶制品，是用最粗的茶叶熬煮成膏，做成饼的样子。这种茶膏，清《本草纲目拾遗》载：“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其卷六《木部》又载：“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但也有用较嫩的女儿茶熬制的茶膏，是贡茶花色的一种，进于宫庭。
到19世纪，阮福《普洱茶记》又多了几种新的制品形式：“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尤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金玉天”，就是后世所称“黄片”，较粗老，揉不成条；“疙瘩茶”，即后世所称“茶头”，是茶叶中茶胶丰富，解茶时粘成一团打不散的，味道浓厚，极难得。
进入20世纪，随封建皇朝统治的灭亡，贡茶已不复存在，普洱茶也从昔日的王公贵族堂上客回到平常百姓家，成为供应市场的大宗货品。
这一时期，普洱茶经过多年的传承发展，加工方法日臻完善，柴萼在《梵天庐丛录》（公元1925年)中记叙：“普洱茶是蒸制以竹箬成团裹的大宗茶”。
1939年，李拂一所著《佛海茶业概况》中详细记叙了当时佛海地区制茶的情况：
“佛海茶叶制法，计分初制、再制两次手续。土民及茶农将茶叶采下，入釜炒使凋萎，取出竹席上反复搓揉成茶，晒干或晾干即得，是为'初制茶’。或零星担入市场售卖，或分別品质裝入竹篮。入篮须得湿以少许水分，以防齏脆。竹篮四周，范以大竹蘀（俗称饭笋叶）。
一人立篮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捣压使其尽之紧密，是为'筑茶’，然后分口堆存，任其发酵，任其蒸发自行干燥。所以遵绿茶方法制造之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此项初制之茶叶，通称为'散茶’。制造商收集散茶，分别品质，现加工成'圆茶’、'砖茶’或'紧茶’，另行包装一过，然后输送出口，是为'再制茶’。”
同文记载的另一种“紧茶”，依外形不同，后世称为“人头茶”或“牛心茶”，属“散茶”的再加工茶，制法繁复，令印度难以假冒：紧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底茶之外曰“二盖”。黑条者再包于二盖之外曰“高品”。
李拂一记叙的佛海（今勐海）地区这种茶叶加工方法，已不同于清代细嫩贡茶的加工，茶叶在完成初制后，有多次刻意人工发酵的行为，散茶叶底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与贡茶中同为散茶的毛尖的“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截然不同，品质亦与普通晒青茶差异甚大。
云南省茶叶研究所于50年代调查傣族晒青毛茶制法时发现,这种传统晒青毛茶制法仍为许多滇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使用。是云南茶品“发酵”制法的早期形式，虽未完善，但已初具形态，可视为后世发水茶及普洱熟茶的雏形。
另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中马泽如口述《原信昌商号经营泰国、缅甸、老挝边境商业始末》一文载：“江城一带产茶，但以易武所产较好，这一带的茶制好后，存放几年味道更浓更香，甚至有存放到十年以上的，出口行销香港、越南的，大多是这种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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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方面经泡，泡过数开仍然有色有香；另方面又极易解渴，且有散热作用；所以香港一般工人和中产阶级很喜欢喝这种茶。这种茶一部分还从香港转运至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主要供华侨饮用；因而销量也比较大。……由于越陈的茶价值越卖得高些，我们一方面在江城收购陈茶，一方面增加揉制产量……到了1940年冬季……”
同样是《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一书中，马桢祥著《泰缅经商回忆》一文载：“我们对茶叶出口一事，在抗战时期是很重视的，它给我们带来的利润不少。易武、江城所产七子饼茶，每筒制好后约重四斤半，这种茶较好的牌子有宋元、盛易祥、宋聘、乾利贞等，稍次的有同庆、同兴等。
在江城所加工的茶牌子较多，但质量较低，俗语叫'洗马脊背茶’，不象易武茶质细味香。这些茶大多数行销香港、越南，有一部分由香港转运到新加坡、马来亚、菲律滨等地，主要供华侨食用。
也有部分茶叶行销国内，主要是新春茶。而行销港、越的多是陈茶，新是制好后存放几年的茶，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越香，有的茶甚至存放二三十年之久。陈茶最能解渴且能发散。香港、越南、马来亚一带气候炎热，华侨工人下班后，常到茶楼喝一两杯茶，吃点点心，这种茶只要喝一两杯就能解渴。……包装材料为竹篮、笋叶、麻布。前两者就地取材，后者购自缅甸，在缅加包。”
由以上两则记载可以看出，到迟于上世纪30年代，海外市场已经有了对陈年普洱的需求，且更多的人也认识到普洱茶“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越香”，而刻意将新茶加入存放陈化后再进行销售，普洱茶独特的魅力已被也人所关注，这比后人提出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概念至少要早了半世纪以上。